财政部税政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明年将会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些政策在今年是结构性减税，但明年可能就是税收制度的一个部分。不管是制度化，还是近期进行的调整，结构性减税政策明年都会继续执行。但为了打消市场对减税幅度的预期，该负责人同时强调，结构性减税不是简单的减税，而是有增有减。看来政府开始要管理对明年的减税预期了。
    此前，在全国上下对未来通胀有明确预期的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管理通胀预期”的论调。但政府如何来管理通胀预期？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CPI转正主要是受食品、居住价格上涨带动，现在不存在通胀预期，当前价格水平还在低位运行。然而，该言论一出即在网上引发了不小争议。与官方统计口径不一样，广大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更多的是放在了个人每天的直观感受上，毕竟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才是衡量群众是否享受到了经济增长成功的最佳标尺。
    以上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其本质类似，一方面是政府实行积极财政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之后，老百姓由于担心手头的积蓄被通货膨胀这个“怪兽”给吞噬，因此对未来存有通胀的预期；另一方面，在全国财政收入飞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政府，而不是群众，因此群众希望能够减少税收上的负担。要知道，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连续十几年超过GDP增速的两倍。
    知名杂志《福布斯》不久前推出了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国家税务总局官员迅速给予了驳斥，并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仍属较低水平。在中国，每当询问企业和个人税收重不重时，都回答很重；但询问官员税收重不重时，都回答不重或偏轻。事实上，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一旦包含了非税收入，甚至一些尚未纳入统计的收费，那么中国的税收情况非常高。例如，今年北京“地王”频出，北京今年的土地收入也将达到900亿元的天文数字。可是北京市去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才完成1837.3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就占了财政收入的一半，而土地出让金最终都要计算在房价成本之内，然后由买房者来承担。因此，广义的宏观税收（包括税费总负担）与GDP比重已经超过了30%。
    一方面，经济总量增长会带动税收增长，增大的政府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在未考虑财政支出增长效应的情况下，税收连年超常增长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政府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概念，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指在总体税负适当降低的情况下，对税制内部实施结构性调整，调整一、二、三产业税负，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关乎就业、“三农”等与和谐社会发展相关的行业减税，而对资源性产品、环境污染等方面增加税负，以提高其资源使用成本。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减税幅度还远远不够。
    近期众多学者都在讨论“积极财政政策”是不是退出的问题，其实实行大规模的减税这本身就是积极财政的一种。前者是政府帮你花钱，后者是你自己决定怎么去花钱，显而易见个人来决定的效率会好于政府。

     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单指财政扩张（赤字预算），同时也应该包括减税。减税要真正起到实际作用，那么减税的幅度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结构性减税可以做到对经济结构的微调，但为了扩大民间投资，还是应该更多地让市场决定如何配置资金。市场已经有了减税的预期，希望政府不要再来“管理”我们的预期，而是应该顺应民意。